红旗渠建设中的廉洁密码

来源：共产党员

 

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红旗渠，历经10年修建，长度达1500公里。这项倾当时河南林县全县之力、总投资达1.25亿元的浩大工程，却没有出现过贪污挪用行为和干部失职渎职现象，让人深切感受到红旗渠精神中的廉洁魅力。2010年5月，红旗渠被中央纪委、监察部命名为“全国廉政教育基地”。

　　扎紧制度笼子，人人心中有戒。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是防止权力滥用的根本。红旗渠由林县（后改林州市）人民自力更生建设，参与修建的民工超过10万人。在开工战线长、用工劳力紧、后勤管理人员极少的情况下，要把庞杂纷繁的人财物管好用好，只能靠严密的管理制度，靠党员干部的遵规守纪意识。

　　1960年2月，工程全面动工伊始，林县县委就建立了工程建设总指挥部、营、连和排四级管理体制，各管理层级都建立了相应的管理制度体系。据档案记载，仅组织建设、思想教育、生活保障、岗位责任、施工安全、财务管理方面的制度规定就有190多项。特别是为加强对管理岗位和领导干部的约束，提出了一切从实际出发、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三条纪律，以及同劳动同食堂、待人和气、办事公道、买卖公平、如实反映情况、提高政治水平、工作要同群众商量、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八项注意。

　　为使各项制度规矩落实落地，提高党员干部遵规守纪意识，林县监察委员会在工程开工不久，就出台了《关于目前党员干部进行纪律教育要点》，在党员干部中开展了遵规守纪教育实践活动。教育党员干部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法令，明白重大工程面前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应支持什么、反对什么。为深化教育活动成果，县委还发出通知，要求从县级干部做起，“不准用公款请客，不准拿公共财物送礼”；从县委、县政府开始，“外来客人看戏、看电影一律由个人买票，不准让剧团赠票”。这些自上而下、率先垂范的措施，给权力画出了“红线”，从源头上预防和杜绝了腐败和不正之风。

　　公私界线分明，不占公家便宜。公私分明方能清正廉洁、克己奉公。红旗渠始建于物资极度匮乏的20世纪60年代初，修建周期长，物资渠道不一，数量种类繁杂，而且由于一线劳力需要，人财物管理人员多次轮换。但跨越10年的红旗渠工程建设中，建设者们心里都有本“公私账”，没有出现过侵占公家财物的现象。

　　当时最大的工程量是劈山开渠，但炸药供应一直很紧张。林县县政府就自力更生建起了炸药厂。副厂长高仁福带着十多名技术骨干吃住工地，用硝酸铵配食盐熬制炸药。带的口粮不够吃，他们就到处采野菜、捞河草充饥。这些食物没有食盐就更难以下咽，而且长期不吃盐人就会经常感到乏力、浮肿，甚至走不动路。但十几名制造炸药的工人，面对眼前堆着小山一样的食盐，没有人去偷吃一口。因为，大家都认为那盐是公家的。

　　红旗渠纪念馆有一件令参观者驻足唏嘘的纪念品，就是20世纪60年代的一个旧炸药箱。掀开箱子，在箱盖的背面上，贴着一张泛黄的“收据”。上面写着“红旗渠工程指挥部组织委员彭士俊”，盖着工程建设指挥部的财务“大印”。当年在建设工地上，民工们都是几个月轮换一次，指挥部工作的同志长时间守在工地时间久了，换洗衣服和一些个人用品无处存放，大家就想用废旧炸药箱存放个人的物品。但因为废炸药箱是公家的东西，谁都不好意思开这个口。时任红旗渠工程指挥部组织委员彭士俊听到后，就汇报给了指挥部总指挥长马有金。后来开会决定由财务部门按每只0.75元作价出售，且每人只限一只，彭士俊也跟着买了一只。为了证明没有占公家的便宜，大家就都把财务收据贴在了箱子盖的背面。

　　上下一律平等，谁也不能特殊。以身作则、吃苦在前，是红旗渠建设中的廉洁密码。红旗渠动工建设，不仅建设物资紧张，而且粮食极度匮乏，忍饥挨饿是常有的事。特别是工程建设指挥部那些领导干部，既要现场指挥、熬夜开会，还要与民工们一起，在开渠一线劳动。但是，这么繁重的工作，领导们不仅没有加班“补助”，而且还把自己的口粮降低到民工之下。

　　红旗渠档案馆的资料显示，当时渠上的干部和民工的粮食日补助标准为：1960年2月至4月，民工2斤、干部1.5斤；1960年9月至10月，民工1.8斤、干部1.5斤；1960年9月至10月，民工1.2斤、干部0.8斤；1960年11月至1961年5月，民工1.5斤、干部1.2斤；1961年6月至1966年5月，民工1.8斤、干部1.2斤。在红旗渠建设工地上，随着自然灾害的加剧，粮食供应标准不断发生变化，但不变的是干部口粮标准始终低于工地上的民工口粮标准。

　　工作任务繁重、粮食供应标准低，造成很多领导干部营养不良、身体浮肿。后勤供应的同志就在最大限度解决民工吃饭问题的同时，想给领导们开个“小灶”。有一天，县委书记杨贵在工地与民工一起劳动，晚上回来还要开会，炊事员就用小米给他蒸了一碗“硬饭”。杨贵见后对炊事员说：“为什么我要比人家特殊呢？大家吃啥我吃啥！”炊事员说：“你晚上还要加班开会，得吃点耐饿的‘硬饭’。这饭是给您做的，你不吃谁也不会吃。”杨贵当场发了火。结果，这碗小米饭只得被炊事员端去，倒进“照月亮”（工地上比喻饭稀）的稀饭锅里，搅和搅和大家一起分喝了。

 

 

 

久久为功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加强廉洁文化建设是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基础性工程。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要求“深入开展党性党风党纪教育，传承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激发共产党员崇高理想追求，把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看成是极大的耻辱”。全会对“强化正反两方面教育，纵深推进‘不想腐’”作出具体部署。新征程上，要更加注重正本清源、固本培元，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力量，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涵养求真务实、团结奋斗的时代新风，推动形成廉荣贪耻的社会氛围。

 

　　以理想信念强基固本，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涵养廉洁文化，就要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要深化拓展主题教育成果，持续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不断增强党员干部廉洁从政、廉洁用权、廉洁修身、廉洁齐家的高度自觉。要在传承中做深做实党性党风党纪教育、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教育，激发广大党员干部崇高理想追求，教育引导其坚定理想信念，铸牢对党忠诚，站稳人民立场。实践中，各地坚持以正面教育固根本，通过提炼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廉洁因子，通过培树可学可鉴的廉洁典型，激励党员干部见贤思齐。

 

　　不断强化形势教育、纪法意识、警示震慑。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但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清醒认识反腐败斗争新形势新任务，下大气力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深入开展纪律教育，认真落实《关于建立领导干部应知应会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清单制度的意见》，以学习贯彻新修订的纪律处分条例为重点，引导党员干部强化纪法意识、增强纪法思维。创新警示教育方式，建立健全以案说德、以案说纪、以案说法、以案说责机制。分层分类开展警示教育，深刻剖析违纪违法典型案例特别是“同类人、同龄人、身边人”案例，持续释放震慑效应。用好忏悔录、警示教育片等载体，引导党员干部严格约束自己，做到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达到查处一案、警示一批、教育一片的效果。

 

　　充分挖掘优秀传统廉洁文化丰富内容，积极宣传廉洁理念、廉洁典型。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廉洁元素、廉洁理念、廉洁事迹，创作廉洁文化精品课，纳入党校（行政学院）各主体班课程和各类干部培训班课程，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正心修身、克己奉公。创新廉洁文化表达形式，增强廉洁文化传播力吸引力感染力。推动廉洁文化进机关、进企业、进学校、进村社等，形成全域推进、全面共进、全员参与、全民共享的浓厚氛围。做到启智润心，充分运用新技术，以“阵地+作品”“线上+线下”等形式，实现宣传入眼、教育入脑、廉洁入心，使廉洁文化向全社会拓展延伸，实现党风政风与社风民风互促共进，营造崇廉拒腐的良好风尚。

 

　　突出共建共享，注重机制上的整合提升。廉洁文化建设是一项长期工程、系统工程，不能仅靠单方面发力，需要各方同向同行。要强化上下联动，建立健全各级党委统一领导、纪检监察机关组织推动、相关部门各司其职、各层级各领域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强化内外贯通，积极引导企业、社会组织、个人等投身廉洁文化建设，构建起社会化、多领域、全方位的廉洁文化互动矩阵。党员领导干部不仅要以身作则，还要从严管好家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把领导干部家风建设作为谈心谈话、监督检查、巡视巡察等重点内容，并纳入党委（党组）述职评议、述职述廉等范围，选树一批领导干部家风建设典型，辐射带动党员干部及全社会共建好家风。坚持系统抓、抓系统，坚持继承和创新相统一，坚持常抓不懈、久久为功，推动廉洁文化建设走深走实，不断彰显清廉之美、放大清廉之效、形成清廉之治。

 

 

 

 

 

 

 

文化之约 | 文物里的廉政故事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陕西推出汉代廉政文化特展文物里的廉政故事

　　

獬豸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神兽，能辨是非曲直，可识善恶忠奸。汉代司法官员头戴獬豸冠。
　　

规矩镜。其镜面布设规矩纹，意在提醒人们每日持镜时要检视自身，涵养规矩意识。
　　

戴冠文吏俑，其身旁是一枚书刀和一方简牍。文吏俑身着深衣，下巴微微收起，双手合于腹前，身姿恭谨，再现了汉代官员严谨恭谦的形象。

　　西安市北郊的渭水之畔，汉代帝陵在此错落分布，隆冬时节更显厚重古朴，站在这方土地上，虽远隔千年，依然能听到来自时光深处的启示。
　　近日，由陕西省文物局举办，汉景帝阳陵博物院承办，陕西历史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碑林博物馆、咸阳博物院、安康博物馆等11家文博单位共同推出的“汉风廉韵——汉代廉政文化特展”正式对公众开放。展览依托来自西安、咸阳、安康等地多家文博单位的文物资源，展出反映汉代廉洁思想、代表汉代廉政制度的主题文物，勾勒出汉代廉政文化的历史风貌。
　　出土砖瓦铭文体现出民本思想
　　展览中展出了上面带有铭文的瓦当和地砖，大部分出土自阳陵、茂陵等汉代帝王陵墓。其铭文带有祈祷色彩和纪念意义，具有鲜明的特征，引人注目。
　　秦汉时代的统一，结束了长期战乱，四海一统、天下归心。展览中有一块“海内皆臣”铺地砖。“海内皆臣”正是这一时代背景的精炼概括。
　　“海内皆臣”砖为西汉时期的宫殿用砖，上书铭文“海内皆臣，岁登成孰，道毋饥人，践此万岁”。经过秦末的战乱，汉初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把农业作为休养生息、恢复生产、社会安定、国家自立的基础。对于以农业经济为特征的汉代社会来说，砖纹“岁登成孰”正是这一观念的具体体现，表达了一个新生王朝对农业的重视和佑民温饱的朴素愿望。
　　“道毋饥人”则突出了对民生的重视。《汉书·文帝纪》载文帝诏：“天生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刚刚经历战乱的汉朝，思索着如何养育百姓，保障民生，使其免受饥寒困苦之忧、流离失所之困，这正是执政者对芸芸众生、黎民大众之正道所在。相似的铭文还见于展出的各种瓦当，包括“天地相方，与民世世，中正永安”十二字瓦当、“百万石仓”四字瓦当等，表示治国理政要像自然界中的天与地一样和谐适宜，让百姓世代安康，这样才能天下大同。这些铭文砖集中体现了汉代归农著本、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且形制上方圆并用，布局构思奇妙，篆文古拙朴厚，是两汉时期重要的文字砖。
　　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倡导的重要政治理念，历史源远流长，早在《尚书》中便出现了节用、爱民等民本思想的先声。汉代重民本，西汉初年采取“顺民之情，与之休息”的政策，顺应民心所向所求，以德化民，以农为先，减少徭役赋税，提倡君臣并耕而食，反对厉民以自养。从刘邦入关封秦府库约法三章，到汉文帝三次下诏减免田租，再到汉景帝延续三十税一，均体现了汉代以民为本的基本政治观念。
　　展览还展出了汉阳陵陪葬墓园等出土的农具和其他展示农事活动场景的文物，包括陶房型仓、陶猪圈、带盖陶仓等，有的陶仓外壁甚至还写有“大豆”“麻”字样，以示分类储存。汉代陵墓有“事死如事生”的传统，汉景帝不仅重视农业发展，还曾下诏要求帝后亲耕亲织，作为天下表率。随着汉初对农业发展的高度重视、生产工具的革新，户口既息，仓储丰盈，展出的舂米画像砖、桑园画像砖、农作画像砖等，再现了汉代劝民务农、耕作繁忙、物产丰饶的图景。
　　“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汉初为了与民休息，特别注重节俭，注重培育整个社会的崇俭尚廉之风。汉文帝在位23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自己常常穿皂绨衣，内宫的衣裙皆有尺寸，不得穿拖地的长裙，帷帐上不得绣花，以俭朴寒素为天下先。汉景帝曾下诏“雕文刻镂，伤农事者也；锦绣纂组，害女红者也”，体恤民情，反对奢侈铺张，自己带头劝课农桑，勤于政事，厉行节俭。
　　汉代诞生了第一部地方性成文监察法规
　　短暂的秦帝国在统一文字、货币和度量衡的时候，尚未完全在辽阔土地上建立各项完善且成熟的制度。在继承先秦相关法律制度的基础上，有汉一代立足现实需要，进一步创新制度、完善法制，不断规范官吏行为。
　　展览中展出了一组刻有规、矩图案的“规矩镜”。中国有着悠久的用镜历史，使用铜镜的起点，最早可追溯到距今四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到了汉代，铜镜使用已较为普遍，其制作精良、形态美观、图纹华丽，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规、矩本是我国古代的建筑绘图工具，圆曰规，方曰矩。“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外有约束、内有尺度才能秩序井然。规矩镜背面布设规矩纹，将“规”“矩”图样设在镜中，意在提醒人们每日持镜时要检视自身，涵养规矩意识，做任何事都要按照规矩程序，秉公处事。
　　汉承秦制，在吸收和借鉴秦代监察立法的基础上，汉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颁行了一部专门性监察法规——《监御史九条》，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地方性成文监察法规，用来约束近畿的“三辅”地区官吏。
　　《监御史九条》的监督要点包括：“词讼、盗贼、铸伪钱、狱不直、徭役不平、吏不廉、吏苛刻、逾侈及弩力十石以上，作非所当服，凡九条。”这九条事项涵盖了诉讼、治安、行政、财经、吏治等基本方面，虽然规定事项偏于概括笼统，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执行效果，但仍不失为汉初加强对官吏的监督管理、改进监察法制的一次有益尝试。
　　随着国力强盛，汉武帝为整顿吏治，采用了更多方法加强监察，其中最重要的是创立了新的监察系统。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汉武帝为加强对地方官员的管理、监督，沿用了以前御史巡行考察的方式，创立了刺史制度。即把全国分为冀、幽、并、兖等十三州，每州设刺史一人，各察郡、国六七个，以“六条问事”对地方官吏进行考察监督。刺史品秩虽仅六百石，但其任务却是专纠郡守、国相等二千石高官及地方豪强。
　　“六条问事”即《刺史六条》，在内容上更加细化，对于高官和豪强可能存在的不法行为针对性也更强。如第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政令”。表示郡守、相国等两千石官吏如果不能秉公处理公务，就可能导致政令不通，有法不依、有令不行。
　　《刺史六条》是西汉监察立法的重要实践，其内容及法律设计之范式对后来的监察立法产生了很大影响。《刺史六条》实施后，对地方官吏和豪强取得了较明显的约束效果，也使监察制度在西汉中后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对澄清吏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汉代还重视对人才的选拔、官吏的遴选。察举是汉代选官最重要的一种途径。察举科目众多，其中我们最为熟知的当属孝、廉，孝即孝道，廉指廉德，从中可以看出儒家思想的影响。“廉”作为一种伦理道德，由此更多地与政治行为联系起来，成为官吏应具备的一种职业道德。
　　展厅中有一尊戴冠文吏俑，其身着深衣，下巴微微收起，双手合于腹前，身姿恭谨。在其身旁还展出了一枚书刀和一方简牍，书刀用于修改竹简、木牍上所写文字，遇到有错漏时以刀削之，重新书写。一尊文吏俑、一枚书刀，再现了汉代官员严谨恭谦的形象。东汉张衡有诗：“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
　　汉代置吏有规，除任有律，察廉举正，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形成了“吏治蒸蒸，不至于奸，黎民艾安”的太平景象。
　　辞赋歌谣里的廉政心声
　　“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汉代民间歌谣内容丰富，情感质朴，朗朗上口，具有“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特性。在大一统的盛世背景下，汉代歌谣、辞赋、政论散文、奏议等各类文学艺术体裁蓬勃发展，其中代表百姓心声的歌谣、表达文人士大夫情怀的辞赋奏议，因其源于民间、发于士人，更多地表现出人民自发呼唤廉洁的心声，传递出古人对廉政的思考和诉求。
　　“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灌夫是西汉时期的大臣，建有军功，与他交往的人尽是些能力出众却不守法度的豪强。渐渐地，灌夫家产累积达数千万之巨，每天的食客常有数十人或上百人之多。为了垄断水利田园，灌夫家族及宾客争权夺利，在颍川一带横行霸道。颍川的小孩子们在儿歌中唱道：“颍水清清，灌家安宁；颍水浊浊，灌家灭族。”
　　对廉政的向往也融入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展览展出了一组“扑满”，其实就是汉代的存钱罐。《西京杂记》载：“扑满者，以土为器，以蓄钱。有入窍而无出窍，满则扑之。”扑满早期只有入口而无出口，且入口多为一条狭窄的缝隙，想要取出钱币只能先把它打碎。这也意味着“士有聚敛而不能散者，将有扑满之败”。只是一味地聚敛财物，而不能惠及众生，最终将会像装满钱的扑满一样被打碎。“满则扑之”，“扑满”警示我们要守规矩，思正道，莫入歧途，要保持俭朴之生活、清廉之操守，否则必遭“碎身”之祸。
　　展厅还展出了一组清白镜和昭明镜。不同于瓦当的官方铭文，清白镜和昭明镜上面的铭文皆为我们耳熟能详的辞赋，如“洁清白而事君”“内清质以昭明，光辉象夫日月”，表达了古人对廉洁的不倦追求。士人志意清洁、行为无污，内修高洁清廉之品性，随时为国家而奉献，像日月一样光耀四方、温暖百姓。
　　两千多年过去了，汉代的盛世景象仍然刻在中国人的记忆深处。汉景帝阳陵博物院院长李举纲告诉记者，特展以文物、文献、人物相结合的方式，解读汉代廉政文化，兼具政治性、文化性和艺术性，给人以深刻思考和有益启发，是一次具有现实意义的较高质量文物展览。下一步，博物院将通过多种形式，以更灵活更长远的方式，努力开辟廉洁文化教育体验新空间，助力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